作者：薛国礼（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）

杂传，在史志书目编目中著录于史部，与正史、杂史等史部子类并举，宋以后多称“传记”。自20世纪现代学术以来，学界结合中西方经验所定义的“传记”具有总称性质，“杂传”也就失去了其自宋以后的名称，这致使杂传长期为学界所忽视，仅在以“传记”称名的研究中偶有涉及。在此背景下，将杂传视为独立一体进行整理、研究肇始于熊明教授。熊明治杂传二十余年，相继出版《汉魏六朝杂传研究》（中华书局2014年、2022年修订版）、《汉魏六朝杂传集》（中华书局2017年）、《汉魏六朝杂传叙录》（中华书局2024年），三书广涉汉魏六朝杂传的诸多方面，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拓出杂传研究这一块新的沃土。

《汉魏六朝杂传叙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叙录》）一书最鲜明的特征是融通了现代学术研究之路径与传统叙录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之功用，重构了杂传叙录的研究范式。其学术价值，也为学界所重视，获评2024年度中华书局“古籍文献类十佳图书”，又入选了第六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优秀传记作品的理论研究作品。

《汉魏六朝杂传叙录》熊明 著 中华书局

古今结合：杂传文体及其文学性的辨析

欲要进行杂传研究，必先厘清杂传的基本概念，《叙录》“例言”第一条就指出：“汉魏六朝杂传者，即汉魏六朝时期正史以外、与列传相类之传人篇什……如史志书目杂传类所包括之‘志怪’‘科录’‘名号’‘谱系’等类，则不在其中。”这一界定是融通古今学术观点所下的定义，“正史以外、与列传相类之传人篇什”是鉴于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起历代史志书目将杂传著录于史部之下，而与正史、杂史并举，将“志怪”“科录”“名号”“谱系”等排除在外则是充分考虑现代学术的文体划分问题。如此，兼顾古今学术观点，对杂传文体进行概念的辨析与界定，方使之成为现代学术研究中的独立文体。

释名之后，熊明对汉魏六朝杂传进行了宏观的统筹与审视，对五百多种杂传进行稽考甄别，以时代先后分为“两汉杂传叙录”“三国杂传叙录”“两晋杂传叙录”“南北朝杂传叙录”“汉魏六朝杂传存目”五编。接着对每部著作进行微观的研究，品析其撰述手法、艺术特征、影响等。如作者在叙录《钟离意别传》中指出：“《钟离意别传》所存诸事，虽平实而详赡细致，主要在于展现其忠君恤民、正直清廉、宽容仁厚之性。而为鲁相修夫子车得孔子素书事，虚诞离奇，则又近小说家言矣。”如此品析作品撰述手法、艺术特征，正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，而将杂传与小说作比，以个案总结整体，又是宏微结合的典范。可以说，依传统叙录确立“杂传”整体特征，同时借现代学术辨析“杂传”文体与艺术手法，有助于学术界厘清杂传文体演变脉络，深化对其叙事结构与美学价值的研究。

涸泽而渔：遍集群书的学术志趣

李剑国先生认为“叙录是一种体现着特定研究目的和特殊操作方式的著作形式，它要求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对象（作品）逐个进行个别研究”，而这种研究须是全方位的，“所谓全方位，一是从总体说的，指的是尽量把某一时代各种类型的全部作品挖掘出来，不能有遗漏，至少不能有比较重要的遗漏”。熊明曾受教于李剑国，深受“竭泽而渔，一网打尽”的方法濡染，并以“涸泽而渔”、遍览群书为学术取向。

《叙录》一书涵盖西汉至隋亡杂传523种，同时，征引材料极为丰富，仅参考基本古籍便达215种，尚未统计非常用典籍与当代著述，以《益部耆旧传》为例，文中不仅叙历代之著录证其作者、考其成书与递变，更简括诸书所引《益部耆旧传》71条，其中征引文献除涉及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《隋书》这类正史资料和《北堂书钞》《太平御览》《艺文类聚》《编珠》《初学记》等各类古代类书外，还兼及现代学界研究成果，如王仲镛《陈寿〈益部耆旧传〉探微》、李纯蛟《陈寿行年钩沉》、曹书杰《陈寿〈益部耆旧传〉成书年代考》等，将与《益部耆旧传》相关的材料网罗殆尽，实可见该书收采之富。此外汉魏六朝杂传许多作品散佚已久，只有零星片段散见诸书，也赖作者不辞辛苦，遍览群书，将之一一检出，如“《列士传》久佚，佚文今散见于诸书征引”，作者遍阅《琱玉集》《路史》《广博物志》《敦煌类书》《文选》《史记》《后汉书》等三十余种古书，以人名为目，条列所存佚文共计16条。这些丰富翔实的材料构成了一个经纬细密的知识网络，纵观之可见杂传在汉魏六朝的嬗变演进之迹，横览之则可知单部杂传的成书、著录、流传、影响、历史定位等。

论从史出：考证路径的别择与通达

“叙录”一体一般认为源自刘向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”，清代章学诚更明确指出“叙录”具有“考镜源流，辨章学术”的功用。

该书在阐述观点时，追求论自史出、妥帖可靠。例如在《列女传》一篇面对刘向生卒年的争议问题，作者便一一列举出古今学者的不同观点及例证，再进行抽丝剥茧地分析，最终得出结论，“绥和元年（前8年），此即刘向卒年，再上溯七十二年是元凤二年（前79年），此即刘向生年。故钱大昕、钱穆等的推理是合理的”。此类实例在书中不胜枚举，几乎达到了凡引必注的地步。除“排比先贤高议，陈列时贤新论”外，还纠正了前彦时贤的不少讹误，新见迭现，彰显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与锐利的学术眼光。叙录《吴质别传》时，作者注意到侯康、姚振宗分别将《吴质别传》征引补录入《补三国艺文志》《三国艺文志》中，作者据《三国志》卷二一《魏书·刘桢传》附录《吴质传》，判断《吴质别传》当成书于晋，而侯康、姚振宗二人补录入《补三国艺文志》《三国艺文志》当误。《叙录》一书在考证时一方面多引用古代史料，同时征引了大量现代学界相关研究成果，“以事实决事实”，结论妥帖允当，另一方面新见时出，启发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认识、思考。

总之，关于杂传文体，历来学者缺乏关注，更遑论在此基础上进行检阅、叙录、研究。《叙录》一书对汉魏六朝杂传做了系统的爬梳整理，填补了学界关于杂传研究的空白。这种融通古今的叙录撰写方式又能沾溉后学，期待有志于杂传研究的学者以是书为津筏，继而推动杂传研究横向拓宽与纵深发展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4月19日 12版）

来源：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